52小说网

第170章 学易无过 夫子的晚年之愿（第2页）

孔子学《易》的方法，体现在“序彖、系、象、说卦、文言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的工作中。“序”是整理、阐释，他为《易》的彖辞（判断一卦吉凶）、象辞（解释卦象爻象）作注，融入儒家思想。如《文言》对“乾卦”的解读：“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”，将卦象与“仁礼义”结合，使《易》从占卜之书变为修身指南。

他的批注常结合亲身经历。“恒卦”九三爻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贞吝”，旁边有他的小字批注：“南子见我，子路不悦，此之谓也。”——指见南子后子路的不满，反思自己虽“礼不可废”，却未及时与弟子沟通，这便是“不恒其德”的小过。

“睽卦”“上火下泽，睽。君子以同而异”，他批注：“吾与晏婴，道不同而相敬，此睽而能合也。”——对齐国大夫晏婴虽反对儒学却能尊重他的回忆，说明“和而不同”的智慧。

这种“述而不作”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的创造，影响深远。他去世后，弟子们将这些批注汇编，便是后来的《易传》（十翼），让《周易》从卜筮之书彻底升华为哲学典籍。

他还把《易》的思维教给弟子。子夏问《诗》中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，他答“绘事后素”（《论语?八佾》），用绘画先有白底再有彩绘，类比“礼后乎仁”，这种“观物取象”的联想，正是《易》“触类而长之”的方法。子夏后来成为“《诗》教”大家，与这种思维训练密不可分。

他告诫子路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”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，则是对“履卦”“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”的实践——行事需谨慎如踩虎尾。某次子路说“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”，他便翻到“兑卦”“君子以朋友讲习”说：“你这慷慨是好的，但也要懂‘和兑，吉’，和悦待人才能长久。”

四、无大过矣：改过迁善的人生境界

“无大过”的智慧，在孔子处理“陈蔡之困”时显现。鲁哀公四年，孔子一行被陈蔡大夫围困，“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糁”（《孔子家语?在厄》），野菜汤里连米粒都没有。子路愠怒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孔子答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（《论语?卫灵公》）这“固穷”不是硬扛，而是《周易?困卦》“困而不失其所亨”的体现——坚守道义就不算真困。

他还趁机给弟子讲学，“讲诵弦歌不衰”，将危机转化为教学机会。子羔问“困卦”九二爻“困于酒食，朱绂方来，利用享祀，征凶，无大咎”，他笑着说：“现在我们虽无酒食，却有《诗》《书》，这也是‘享祀’啊——祭祀祖先要用心，求学问道也要用心。”这种在困境中守常知变的智慧，避免了“穷则滥”的大过。

对比“过犹不及”的中庸之道，更见“无大过”的精妙。《论语?先进》中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“过”是冒进，子张行事总想“惊世骇俗”，如在丧礼上“存鲁、乱齐”后仍大张旗鼓，便是“过”；“不及”是退缩，子夏在莒父为官却“无所作为”，便是“不及”。

孔子学《易》后更明白，“中”不是固定的点，而是“时中”——《周易?蒙卦》“蒙亨，以亨行时中也”，根据时机调整行为。他在鲁国时“入公门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”（《论语?乡党》），是“邦有道”的恭谨；在卫国见灵公怠政，便“去卫过曹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，是“邦无道”的避祸，这种“时中”让他始终“免于刑戮”，正是避免大过的关键。

“无大过”的核心是“见几而作”。《周易?系辞》“几者，动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”，“几”是错误的萌芽。孔子任鲁国司寇时，见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（《论语?八佾》），立刻批评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”——佾是舞蹈行列，天子八佾（六十四人），大夫四佾，季氏用八佾，是“大过”的开端，必须及时制止。

他反对“季氏旅于泰山”（《论语?八佾》），因这是诸侯祭天的礼仪，大夫为之就是“僭越”的“几”。当时冉有说“不能救也”，他便叹“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”——连泰山之神都比季氏懂礼，这种讽刺正是对“见几”的坚持。

孔子晚年总结一生，对“过”有了更深理解。他说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年轻时志向虽纯，却难免“好勇过我”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——如在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召他时，竟想“往矣！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（《论语?阳货》），后经子路劝谏才止，这是“过”；

“三十而立”，确立了人生方向，却在仕途中有“欲速则不达”（《论语?子路》）的急躁——任中都宰时想三个月就推行周礼，被冉有劝“循序渐进”，才修正策略；

“四十而不惑”，虽明事理，却仍有“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（《论语?子路》）的短视——在卫国曾因“卫灵公与夫人同车”而愤然离去，后反思“邦无道，不废足矣”，不必过于刚烈；

直到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学《易》后才渐悟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，能在变化中守住根本，这或许就是他感叹“可以无大过矣”的底气。

五、历史回响：学易修身的传承谱系

荀子的“善假于物”，将孔子学易精神务实化。《荀子?劝学》“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”，他学《易》不重卦象，而取其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精神，发展出“制天命而用之”（《荀子?天论》）的积极思想——不是被动顺应规律，而是主动利用规律。

他在稷下学宫讲学时，常以“革卦”“天地革而四时成”鼓励学生“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”。某次讲解“革卦”九五爻“大人虎变，未占有孚”，他指着窗外的桑树说：“你看这桑叶，春天嫩绿，秋天枯黄，这就是‘革’，但养蚕人能从中得丝，这就是‘制天命’。”将《易》的变化观转化为学习动力，让弟子们明白“学易”不是空谈，而要实践。

王弼的“得意忘言”，深化学易的思辨维度。三国时期的王弼注《周易》，提出“得意在忘象，得象在忘言”（《周易略例》），主张透过卦象（言、象）把握本质（意）。他解读“乾卦”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，不纠结“元”的文字，而强调“万物之始，莫盛乎乾”的本体意义。

某次他与何晏论学，指着《周易》竹简说：“若执着于绳墨（文字），失其大象矣。”他注“坤卦”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认为“坤者，顺也，顺乾之性也”，将“坤”的“顺”解读为对“乾”的配合，而非被动服从，这种辩证思维与孔子“观其德义”一脉相承，让《易》从术数升华为哲学。

程颐的“格物致知”，将学易与理学融合。北宋程颐着《伊川易传》，认为“学《易》者，必明此理，乃能乐天正命”。他主张“格物致知”——通过研究事物（包括《易》卦）获得知识，达到“知天命”。

某次弟子问“如何无大过”，他举“益卦”“风雷，益”说：“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，如雷风交加，万物生长，改过才能进步。”他自己被贬涪州时，仍“日讲《易》于北岩”（《宋史?程颐传》），在“困卦”批注中写下“君子处困，守正而俟命”，正是对“无大过”的践行。他还将《易》的“时中”发展为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虽显僵化，却延续了“守常知变”的精神。

六、学易的当代价值：应对变化的智慧

《周易》“变易”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，在华为的“危机管理”中显现。任正非推崇“华为的冬天”理论，每年投入营收的15%用于研发（2023年研发费用达1880亿元），这与《周易?否卦》“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”的危机意识相通——顺境时要防逆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