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,杨铭想到,鹅国很快实行的休克疗法才是最恐怖的。
1991年底,苏连解体,鹅国独立,继承了原苏连的大部分家底。丰厚的遗产令叶利卿喜上眉梢,可穷家难当,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,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,也让新主宰夙兴夜寐,坐卧不安。
作为前苏连的反对派,叶利卿认为,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,零打碎敲、修修补补,白白断送了苏连的前程。
他决定痛定思痛,鹅国要避免重蹈覆辙,重振大国雄风,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,应该大刀阔斧,进行深刻变革。
此时,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,在萨克斯的点拨下,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,叶利卿“慧眼识珠”,破格将其提拔为二号人物,1992年初,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,在鹅国全面铺开。
休克疗法的重头戏,也是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。
鹅国政符规定,从1992年1月2日起,放开90%的消费品价格和80%的生产资料价格。
与此同时,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,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%,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,家庭补助、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。
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,似乎立竿见影,收效明显。
购物长队不见了,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,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鹅国人,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。
可没过多久,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,到了4月份,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。
俄国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,不料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,将商品转手倒卖,牟取暴利,政符的如意算盘落了空,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。
由于燃料、原料价格过早放开,企业生产成本骤增,到6月份,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,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,消费市场持续低迷,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,企业纷纷压缩生产,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。
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棋,财政、货币“双紧”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。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、增收节支。
税收优惠统统取消,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%的增值税,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。
与增收措施配套,政符削减了公共投资、军费和办公费用,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,限制地方政符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。
紧缩的货币政策,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,建立存款准备金制,实行贷款限额管理,以此控制货币流量,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。可是,这一次政符再次失算。
由于税负过重,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,失业人数激增,政符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,财政赤字不降反升。
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,企业间相互拖欠,三角债日益严重。
政符被迫放松银根,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,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。
在印钞机的轰鸣中,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。
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。
盖达尔认为,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,危机重重,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,竞争机制不起作用,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,一遇到风吹草动,便会轰然倒塌。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,政符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。
经有关专家评估,鹅国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。5万亿卢布,刚好人口是1。5亿,以前财产是大家的,现在分到个人,也要童叟无欺,人人有份。
于是每个鹅国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,可以凭证自由购股。
可是,到私有化正式启动,已是1992年10月,时过境迁,此时的1万卢布,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。
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,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,而是尽快转手盈利,职工既领不到股息,又无权参与决策,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生产经营无人过问,企业效益每况愈下。1992年12月,盖达尔政符解散。
休克疗法的失败使鹅国GDP几乎减少了一半,GDP总量只有M国的110。
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,燃料、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,其比重在GDP中约为15%,在工业总产品结构中为50%,在出口中为70%多。